富本钱出现时间早于和同开珎，对和同开珎是日本最早的流通货币的定论产生了冲击。那关于富本钱能否被看做最早的流通货币，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被大量研究的和同开珎货币的情况。
和同开珎货币的流通状况
唐风文化影响下的和同开珎货币的流通情况如何呢？和同开珎货币在政府修建平安京时，作为政府的支付手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在流通上并不顺利。
中国古代纸币的诞生与宋朝当时发达的商品经济密不可分，可以看出货币是顺应时代经济自然而然的产物。和同四年，政府首先规定了和同开珎与稻谷的交换比率，即六升稻谷相当于一文钱。规定货币与稻米的兑换比率说明而在当时的日本经济并没有发展到让货币营运而生的程度，以稻米等实物为媒介仍是人们主要的商品交换手段。为了促进和同开珎货币的流通，政府相继出台了禄法和蓄钱叙位令以及一些与私铸铜钱相关的诏令。
（1）禄法
在禄法的规定中，在支付职事官、舍人官、兵卫史生等职务的俸禄时，除了常规的布帛之外，加入了用“钱币”支付这一项，“钱币”即指的是和同开珎钱币。国家通过法律规定正式将钱币正式纳入官员的俸禄系统之中，由开始的都城建筑工人的工钱支付到官员俸禄的支付，和同开珎货币同样发挥支付手段的货币职能，但很明显政府有意识地在扩大货币的接受群体。
（2）蓄钱叙位令
“蓄钱叙位令”，即根据其人手中钱币的多少授以相应爵位，诏令一开始便阐明了货币的作用“所以通财贸易有无也”，幷认为钱币不流通的原因在于“当今百姓，尚迷习俗，未解其理”。此项规定明显只是针对有位者施行的，要想“叙位”最低也必须收集5贯“和同开珎”钱，政府意图通过该办法，为货币的进一步流通创造条件，让想要“叙位”的人在蓄积货币的过程中加速和同开珎货币的流通。
之后，政府追加了蓄钱叙位令的内容。
此次诏令的补充让可以“叙位”的对象扩充到“无位”和“白丁”，对象的扩充直接反应当时政府积极促进货币的推行流通，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虽然之前政府也颁布了相关诏令，但对于促进“和同开珎”货币流通的效果应该并不明显。同时，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积累7贯甚至更多的钱币应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该可以“叙位”的对象虽然扩大了，但实际上仍然只是限于富豪官僚，对于和同开珎货币流通效果 的促进并不明显。
（3）有关私铸铜钱处罚的规定
国家对私铸钱的处罚变得严格，“凡”私铸钱斩”。政府加强对私铸钱的管理原因便在于私钱的铸造影响了官铸钱的流通。而这项规定意味着和同开珎钱币的公定价格高于其本身的价值时，人们私铸货币才会有利可图。但这一措施也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后来政府又相继颁发了对私铸钱的相关诏令，看来这一政策也收效甚微，和同开珎货币的使用率本来就很低，即使人们私铸钱也并有太大的市场。
但和同开珎货币被认为是流通货币这一点应该是可以承认的，私铸钱的出现一方面就证明了和同开珎货币是有一定的流通量的。除了私铸钱之外，据《续日本纪》记载：“九月甲晨，制：自今以后，不得择钱。若有实知官钱，辄嫌择者，敕使杖一百。其滥钱者，主客相对破之，即送市司。”择钱是针对政府所铸的官钱而言，由于官铸货币在长期流通过程中出现磨损、消耗、导致其实际价值越来越偏离它的公定价值，人们拒绝收取和同开珎货币的行为。钱币磨损而出现的择钱现象从侧面说明的和同开珎钱币相对的流通情况。但政府相继出台的纷繁的政策也只是局限于京城和畿内，富豪和官僚，和同开珎货币的流通是相当有限的，并且主要也只是作为支付手段和纳税手段在流通。
和同开珎货币的流通程度还是在于当时的经济水平决定的，和同开珎一开始便是政府为了行使货币的支付手段所发行的。和同开珎可以认为是流通货币，但其流通程度并不高，那么比和同开珎更早出现的富本钱，认为其是流通货币的说法似乎不太恰当。
富本钱应该是政府处于流通以外的目的铸造的。对于富本钱是流通货币持相反论断的学者提出：由于中国早已使用厌胜钱，7世纪后半期的日本知道厌胜钱的存在，而在当时日本厌胜钱比流通货币更为人所需，所以先有厌胜钱后有流通货币是理所当然的。
另外，看富本钱的外观，钱币上明确刻有“富本”二字，但目前史料似乎没有找到“富本”的踪影。上面的是两个字以及七星图案，跟当时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流通货币很不一样，倒是与厌胜钱有些相似。开元通宝自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王朝持续发行的货币模本，圆形方孔、四字镶嵌是基本原则。
当时的日本处于全面学习唐朝的阶段，兴起“唐风”文化，无论从那个方面都对唐文化全面吸收，作为律令国家象征之一的流通货币上，政府选择不同于圆形方孔四字货币，独树一帜的富本钱作为流通货币确有些奇怪。最后一点，现存富本钱的数量也是相当稀少，在大量考古发掘中，出土富本钱的场所在日本也只有6处，不太符合流通货币的发行量。当然，考古发现数量少也就意味着也许还有更多的新的资料和证据去考察富本钱的性质，暂时也并不能形成定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